中国辅助生殖法律法规

卫生部在2001年发布生效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中曾明确做出过规定,即: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!而为了避免因这一规定过于空泛而缺乏操作性,《办法》还明确规定了医疗机构违法实施代孕的法律责任,即: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、3万元以下罚款,并给予有关责任人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2015年12月23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时,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,对于代孕不应一棒子打死,“禁止代孕”可改为“规范代孕”。 2015年12月27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,草案中“禁止以任何形式代孕”等规定已被删除。

虽然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等规章及规范性文件,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实施代孕服务的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。但是在中国代孕产业化形成的过程中,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庞大的需求者(不孕不育家庭),他们并不在此办法的涵盖范围内。依据权利本位中的权利推定规则,在法治社会中,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,就是公民有权利去做;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,就是政府不能主动去干预。因此,政府依法只能处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从事代孕的行为,却无权处罚代孕女性与代孕中介。而对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,现行规定的处罚力度也非常微弱,与违法实际所得收益比,相去甚远。这使中国现有法律在规制代孕方面明显失当和乏力,成为导致代孕在中国产业化的制度根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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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严以新提出,本次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,主要目的是为实施“全面二孩”提供法律保障,因此,修法应该围绕“全面二孩”展开,没必要涉及代孕问题。如果增加禁止代孕相关条款,“法律实施以后对社会的影响会怎么样,有没有做评估?其中涉及很多的法律问题”,他强调说,“(代孕)究竟是禁止还是要规范?是在这部法律(人口与计划生育法)上提,还是在有关其他法律上提出,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”。

“代孕问题是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生育权的问题”,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表示,2014年她做全国失独家庭的调研时发现,有些失独家庭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再生一个孩子。她举实例说,一个失独家庭由于女方失去了生育能力,想找代孕可花不起钱,最终只能双方离婚,男方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孩子,留下女方孤独一人,“当时他们特别想政府帮忙。我们去年写失独家庭调研报告中,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,用最便宜的钱帮助失独家庭再生一个子女”。

孙晓梅建议,代孕问题如果写入法律,应广泛征求意见,制定专门法律条款,对代孕在什么情况下合法、什么情况下违法,谁来监督、法律责任等等作出详细的规定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周天鸿表示,美国有26个州允许代孕,俄罗斯也经历着从全面禁止到逐步开放的过程。如果法律对“代孕”一棒子打死,“地下代孕”可能会继续存在,一些有代孕需求的人也许会选择允许代孕的国家,因此,是否从法律层面禁止代孕应该慎重考虑。

代孕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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